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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卿卿感叹：“上海的生存成本太高啦，我一个月房租两千，水电费两百，上班还得转两趟地铁，累死啦！”

最后一只小龙虾解决，她没摘一次性手套，捻着桌上的龙虾壳玩儿。

“而且我们家小汪汪在武汉，好远哦，他来看我一次来回机票都得一千八，我舍不得他辛苦，可是我真的很想他，来大姨妈的时候想他，出租房里的水龙头坏了想他，停电了想他——唔，异地恋好可恶。”

温以宁听她碎碎念，诉说着生活的不易，爱情的艰辛，理想与现实的落差，以及眼睛里仍然不灭的希冀。

符卿卿的话题延伸很无边，忽问：“温姐，你为什么会转行？”

她无意间看过温以宁的简历，复旦大学英语系，专业八级，毕业后在一家很有名的外译院工作过两年，深得领导看重，原是有机会推荐去北京外翻院进修。但这份工作履历截止于前途坦坦的正光明时，她主动离职，重返上海，跨行换业，一切从零开始。

符卿卿边说边玩那些龙虾壳，一只只地摆，占满了空余的桌面。那是一个“汪”字。符卿卿摘了手套，双手合十对着龙虾壳许愿：“保佑我们家汪汪涨工资！”

温以宁笑了起来，没回答她的问题，而是起身说：“我去趟洗手间。”

然后主动买了单。

月初相对清闲，第二天又是周五，同事们早早讨论周末要去哪儿玩。温以宁也准备下午早点走，结果接到胡总的电话，客客气气地邀请她晚上赴个局。一个小型的宴请，胡总人挺好，真心实意地举荐温以宁，广告行业兴的是广结人脉，一圈下来，温以宁收了不少名片。

“老胡对美人儿总是格外关照，多久不见你带人出来了。”说话的姓曾，做贸易的，满场都是笑脸示人。

胡总说：“哪儿话，带年轻人出来见见世面。”

“胡总惜才，理解，理解。”曾总语气敞亮，但眼里深意犹存。

温以宁伸手：“曾总您好。”

“好，好。温小姐很年轻啊，诶，跟老李他儿子差不多大？”

“那应该同龄。”胡总说。

“说我什么呢？老远儿就听到了啊。”当事人走过来。